快消行业职员老胡准备跳槽时，发现不少企业都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中央某部委员工小刘，想在同单位换一个部门，无奈对方“原则上”要求35岁以下……
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朋友圈吐槽，35岁，本该属于职业黄金期，却在某些行业成为年龄上限。
这条若隐若现且纵贯体制内外的分界线，在哪些行业表现更加明显?是否涉及隐性年龄歧视?个人职业规划该如何应对?企业管理者怎么看?
本期议事厅邀请四位35岁以上职场人讲述亲身经历，他们的故事有焦虑与压力，也折射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同时，“有问”平台邀请数位法律学者、企业高管、互联网评论员等，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亲历者言
幸运逃离了职场焦虑
盈盈，金融从业者
高税收与好福利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大家并没有那么焦虑于升职加薪，有的人还停薪留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今年36岁，现居墨尔本，在澳洲的四大银行之一担任机构银行数字化的AssociateDirector，中文翻译叫“副总监”。总体来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没有35岁时间表的女性。
当然我也有过焦虑的时候，我曾为自己作为女人要生孩子而暂时离开职场、不得不放慢脚步而懊恼。但也就在35岁前后，我慢慢找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跨过了需要操心温饱的阶段，对人生有了自己的节奏。
我23岁复旦经济系本科毕业后，加入了渣打银行管理培训生项目。26岁调职到新加坡。29岁时，我怀着孕申请了INSEAD的MBA。在第二学期，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点，我都在学校念书，见不到醒着的儿子，那段时光回忆起来仍觉得有些遗憾。
毕业后，我继续留在新加坡也不是不可以，尤其考虑到新加坡交通便捷，回国方便，也容易请到合适的住家帮佣。但是我更希望自己能亲自陪伴孩子长大，于是在31岁那年，我离开亚洲搬到了墨尔本。
即使是在金融行业，这里每天仍然朝九晚五上下班，每周至少可以去健身房三四次，周末也不会加班，更适合照顾家庭，我也能和先生一起亲自带孩子。
在我身边，许多人似乎并不把升职加薪当作最重要的事。在我的级别，有我这样30多岁的，也有四五十岁的同事。
高税收与好福利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大家并没有那么焦虑于升职加薪。有的人还停薪留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女性则每生一个孩子就休一年假。我周围似乎没有人会因中年的到来，而感受到职场焦虑。
在我看来，职场招聘要求应聘者必须在35岁以下，是赤裸裸的歧视，也没有任何逻辑和理由。
在澳洲，不仅年龄不能作为招聘要求，性别、种族都不可以。许多公司甚至连高管都要求有一定百分比的女性名额。虽然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比如我讨厌因为这个名额的存在，人家会说我升职是因为身为女性。
但我仍然非常庆幸，这里的职场大环境让我不再焦虑。我目前的生活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和挫败感，但它们更多来自于，自己的银行工作没有为客户提供应有的价值。
我算是一个逃离了中年职场焦虑的幸运者。
职场已没有我的位置
唐宝儿，待业
3年前，我辞职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所在省会城市后，求职就一直不顺。面试了好几家本地企业，他们都要35岁以下的
3年前，我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所在省会城市后，求职就一直不顺。面试了好几家本地企业，他们都要35岁以下的。
客气的HR会委婉拒绝我，不客气的直接没下文。我只能安慰自己说，HR也会变老的。
碰壁几次后，我自信心很受打击，就一直在家休息。
在这之前，其实我的简历是很好看的。我是本科毕业，有国企和大公司的工作经验。上一次辞职前，我所在的公司行业全国排名前十。
我老公和我差不多大，之前是通信运营商的工程项目经理。几年前，他当时所在的分公司效益不好，被调去新分公司。
我老公到新分公司时已经38岁了，被安排去爬塔安设备，需要爬到50米高甚至更高装天线。
人家初中毕业的20多岁的小伙子，一天爬三个塔很轻松。我老公本科毕业，虽然年轻时干过这样的活，但因为体力关系，每天只能爬一个，并且心理负担很重。
爬塔虽然有安全设施，但在那么高的地方，风又那么大，真的很怕哪天一不小心掉下来。
他那时常跟我说，我死了没事，但你和孩子怎么办?
因为压力太大，我老公后来辞职了。但他的年龄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开滴滴。还好有滴滴为我们这些中年失业的人提供工作岗位，使我们能养家糊口。
开滴滴也很辛苦，但多劳多得。我老公月纯收入五千到一万，关键是看一天干8小时还是15小时。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健康问题。我老公多次说腿疼，腰疼，肩疼。
再说说我身边其他中年职场人。我认识的同龄人中当高管的很少，除了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女同学，大多数人都有很强烈的危机感。
有个同学在某外企五百强公司干了十几年，现在边干业务，边利用公司的资源开自己的店。
还有个在央企的同学，常常对我说他担心失业后找不到工作，因为他只会写材料，没有挣钱技能。
还有的人自己干，很辛苦。比如像我老公一样开滴滴，要不就是自己开小厂、小店什么的，做点小生意。
感觉职场上已经没有我们中年人的位置了。
不后悔跳槽去体制外
王毅之，互联网从业者
离开体制内一年多，现实的“焦虑”比我辞职时预想的更加强烈。与此同时，也有焦虑外的惊喜
35岁那年，我离开“委里”来到“公司”，由体制内来到体制外。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对未来职业生涯和生活不确定性的焦虑。
但我还是选择跳槽。这些年，我一直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