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作者简介：李*(-)，男，安徽宣城人，香港大学教育*策研究中心常务副总监，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策、国际与比较教育、教师教育、公民教育、中国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田小红(-)，女，四川绵阳人，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从事比较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研究；张升芸(-)，女，山东淄博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非洲教育研究。浙江金华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年06期。
内容提要：基于中国内地、香港、日本的三所 研究型大学的案例，批判地审视了三个大学系统的科研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应对来自评估的压力。实证数据表明：香港高校的科研产出国际化程度 ，内地高校的人均科研产出最多，日本高校介于两者之间。由此认为，全球大学排名已经形成“专*式”的系统控制，主宰了高等教育的系统重构。为扭转全球大学排名倚重英文科研成果，滥用量化标准和缺乏伦理价值判断的趋向，中国高等教育应制定相关*策帮助高校致力于自身使命，采取相应的国家行动从根本上杜绝这类畸形的、“大跃进”式的、非理性的竞赛运动，引导高校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大学排名科研评估世界 大学
标题注释：世界大学联盟资助项目(RDF/WUNRef)。
中图分类号：G.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06--11
一、引言
近年来，与建设世界 大学相伴而生的是全球科研评估指标的创建运动。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所谓的全球排名体制所主导和为了国际排名追求科研产出——本文将此概括为全球排名专*现象。虽然大学排行榜和科研评估的目的与结构并不一样，但对质量的强调是两者的共同之处，而且国家和院校主导的科研评估体系也参照大学排行榜。大学排行榜日益受到 全球排名尤其是大学排行榜，在产生之初并没有这样显赫，但近十几年来却在全球范围内急速传播，甚至泛滥成灾。相应地，高等教育为追求“世界 大学”而发生制度性的变化[1]，知识探索和知识转化被窄化为可量化指标，发表的成果被各种科研评估指标所衡量，科研人员的学术生活不得不追赶这种时尚，被各种可量化的指标左右。这些因素导致高等教育的使命和系统从根本上被重构，亦即日益倾向于以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为主的实用主义导向。
大学排行榜引起学术界的 二、一个矛盾的全球现象
质量保证是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越来越 相关文献展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些研究者发现，排名和评估具有积极的、正面的效应。例如，Shin认为排行榜和质量管理有助于提升“院校的质量和管理效果”[15]，Harman认为全球排名给大学施压，促使其变革和建立质量保证机制，更多地强调“文献计量学”以及研究评审和影响等量化指标[16]。有鉴于此，量化指标被认为是一种透明的工具[17]，对研究型大学设置“更远的目标定位和提升标准”具有正面影响，促使大学参与以高质量为特色的全球竞争体制之中。
然而，国际学术界认为，这两大运动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占据主流。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是一位后现代派的杰出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就对此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英国大学体系中存在大量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主义”，“年轻教授沦为苦力，校长变身首席执行官， 教授成为高级经理，大学校园里——包括牛津和剑桥——弥漫着唯审计和问责马首是瞻的风气，人文学科眼看着会在这种灾难中彻底死去。”[18]
无独有偶，东亚的大学对此也不遑相让。台湾*治大学的周祝瑛以“SSCI综合征”来形容大学在名利场中乐此不疲的泛滥趋势。[19]大阪大学的石川真由美运用多维方法，通过对日本研究型大学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全球排名体制对日本本土学术的威胁。她得出的结论是：对排行榜的应用无法在追求知识国际化的同时达到提升学者个人学术表现的真正需要，也无法保证不同年龄阶层的学者之间的公平，反而造成了英、美学术圈主导世界知识话语的趋势。[20]拉美学者冈萨雷斯(Gonzales)和努涅斯(Núnez)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对科研人员的学术生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没有人能够逃避“标准化”、“商品化”乃至“同质化”等的控制。[21]
由于现有的有关上述两大运动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重构高等教育的研究未采用实证和比较的方法，因此，本研究试图从三所 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香港、日本)收集的一手资料中反思科研评估体制是如何在科学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重构大学使命的，尤其 三、分析框架与方法设计
大学作为培育求知精神[22]的机构，一直被期待对个人和社会发展发挥探索真理、培养学生、诠释知识和思想[23]三大主要功能。克拉克·克尔在20世纪50年代思考巨型大学的功能时，把弗莱克斯纳的观点进一步发扬光大。最近，加罗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Pelikan)明确把大学的功能界定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社会责任[24]，格兰特·哈曼(GrantHarman)将其划分为教学、研究与学术、社会服务[25]。本研究将他们对大学核心功能的阐释作为数据收集与分析的理论框架。具体来说，学术发表用来代表高等教育的研究功能，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和社会服务是另外两个核心维度。此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也有重要意义，用来比较在不同社会*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全球排行体制对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本研究运用多案例的国际比较，采用目的性抽样策略，选取中国内地、香港、日本三种不同体制环境下的研究型大学，并分别以中国内地 大学(TCU)、香港 大学(THKU)和日本 大学(TJU)来代称。各校的基本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数据采集分量化和质性两种类型。质性数据以访谈为主，从人类学和教育*策学两个学科领域抽取访谈对象，因为这两个专业对研究产出的变化非常敏感，历史传统也相对较长，适宜进行时空的双向比较。访谈对象包括男性学者和女性学者， 学者和年轻学者，且数量平衡。每个学科领域抽取的 和年轻的学者至少1名，每所案例大学的访谈参与者至少4名。每个人访谈的时间大约为40分钟。本研究探究科研评估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因此还分别采集了三所大学上述两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年、年、年发表的期刊论文数。
数据的收集遵循香港大学的研究伦理要求。为保护各案例大学，对各校的基本统计数据进行了模糊处理。本项目的实证数据的收集从年2月持续到年12月，主要收集了三种类型的数据，即三个年份发表的期刊论文的定量数据，对年轻学者和 学者的访谈与观察得来的定性数据，三所案例大学的官方文件和相关新闻报道。所有访谈都征得了被访谈者的同意，并且大部分访谈都进行了全程录音以供数据校验。访谈数据采用了描述、解释和模型三种策略进行编码。
四、三个案例大学的不同*策背景
中国内地、香港、日本都是儒家文化传统社会，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26]，但是他们的*策背景却相对不同。
1.中国内地 大学(TCU)
TCU是中国历史最悠久、 望的 大学。从体制改革的意义上说，它在公立大学中具有引领作用。从研究产出的角度看，TCU已逐步确立了其世界 大学的地位。中国建设世界 大学的三项国家*策即“工程”、“工程”和国家本科教学评估项目对TCU的改革有着深刻影响。“工程”和“工程”分别始于年和年，目标是提高教学、科研和大学管理的质量，使一部分大学成为世界 大学。“工程”是为数量有限的大学量身定制的，中央和地方*府相继投放了巨额资金，以实现建设世界 大学的目标。
几乎同时，中国启动了本科教学评估项目，目的是持续监测和提升大学的教学质量。本科教学评估坚持的原则是“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估的主要方式是审查大学使命、师资队伍、教学设施及其使用、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教学管理、教学和学习方式、教学效果等。这七个一级指标中的每一项都被“科学地”精心设计，并设有相应的二级指标。本科教学评估运用到全国所有的高校中，教育部每五年评估一次并公示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分为“ ”、“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几乎每所高校都非常重视本科教学评估，并把在评估中获得良好声誉视为一种*治成就，这种成就对高校的成功非常关键。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通过开展学科评估对高校进行排名，这对中国大学学科领域的研究产出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该评估体系的四个核心指标中，研究产出是由发表的期刊文章、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决定的。年第四轮全国一级学科的评估工作已经展开。[27]评估的结果常常与*府对高校的财*预算相联系。
2.香港 大学(THKU)
THKU是香港久负盛名的大学，通常在QS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作为一所公立高校，THKU是香港特区*府大学资助委员会(UGC)下辖的8所大学之一。从年香港回归并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区开始，UGC对资助方案进行了调整，更倾向于与每所高校的研究绩效挂钩。
从年起，UGC以英国高校的质量保证体制为蓝本，定期对THKU进行研究评审(RAE)。研究评审以国际研究水平为研究成果的基准，以产出、投入和声誉为关键指标，评价大学资助委员会资助的8所高校的研究质量，鼓励产出世界 的研究成果，并与高校获得的资助、经常性拨款的分配与再分配挂钩，接受公众的问责。RAE运用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Foundation)对学术的界定，即发现、整合、运用和教学[28-29]，将研究成果分为 (4星)、国际卓越(3星)、国际水平(2星)、区域 (1星)和未达标五类。
最近的一次研究评审是年进行的，这次评审引入新的测量方法，使研究型大学之间形成对*府科研经费的竞争：研究评审局(ResearchGrantsCouncil)逐年增加竞争性研究经费的份额，历经9年之后，达到研究经费总额的一半。因此，年的研究评审结果决定了另一半研究经费的分配。虽然研究评审局并不想在UGC资助的大学之间产生一个排行榜，也不评价研究者个人的研究绩效[30]，其评审结果直接与成本单位挂钩，不公开研究者个人的身份，但学者们普遍感到来自各个成本单位和院校的高期待的压力。比如，在实际运作中只有3星(国际卓越)以上的科研成果才会受到重视。
3.日本 大学(TJU)
TJU是日本的 国立大学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20世纪30年代，TJU合并成为日本的7所帝国大学之一，也是公认的日本 综合性大学之一。
与中国内地和香港不同，日本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私立高校占主导地位。然而，直接由日本文部科学省(MinistryofEducation，Culture，Sports，ScienceandTechnology)领导的公立大学在研究领域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点与中国内地和香港一样。从年开始，日本公立大学重组为国立大学法人以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在新的国立大学法人体系下，日本文部科学省出台了“六年中期发展目标”，为国立大学制定中期计划提供了基础，而大学据此制定其中期发展规划，须得到文部科学省的核准。
在中期计划的基础上，国立大学的绩效将在中期建设结束时由国家学位和大学评估局(NationalInstitutionforAcademicDegreesandUniversityEvaluation，简称NIAD-UE)予以评估。年1月日本新改组成立国家大学改革、支援和学位授予局(NationalInstitutionforAcademicDegreesandQualityEnhancementofHigherEducation，简称NIAD-QE)；NIAD-UE并入其中。NIAD-QE的主要功能是根据文部科学省的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NationalUniversityCorporationEvaluationCommittee，简称NUCEC)的要求评估教育和科研。
NUCEC根据各国立大学的发展规划和在教育、研究、管理方面的中期目标来评估其绩效。评估以NIAD-UE提供的框架作为指导纲领，要求每所国立大学撰写绩效报告，然后再通过档案分析和实地考察进行审计，类似于中国的本科教学评估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科评估。NUCEC的目标包括两方面：一是保障和提高日本国立大学的教育与研究水平；二是对作为公共机构的日本国立大学进行问责。
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出一个新系统，这个系统基于评估结果和大学的工作力度分配财*预算，类似于香港UGC运用的机制。在第二轮中期评估之际，日本提出“全球30”、“重振日本”等计划，致力于建设世界 大学，给高校和研究机构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彼此之间竞争加剧，而这些因素形成的合力特别作用在类似TJU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工作的每个科研人员身上。
五、科研GDP?
要回答不同制度下大学科研评估体制是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系统的，首先需要了解学者是如何定位科学研究的。本研究发现，三所案例大学的科研水平都受到不同学科学者的普遍认可。大多数被访谈者认同科研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几乎所有的被访谈者认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个使命驱动。
例如，TCU的王教授(化名、下同)最近从该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位置退休，但他仍作为TCU的退休教授在工作。作为高等教育的 学者，他个人认为科研是TCU的 要务。他的观点也支持这一点：“大学应该遵循自身的本质特点……大学是研究和探索真理的地方”。与教学和社会服务相比，他坚持认为，研究是他所在大学的 要务，因为他所在的大学是研究型大学。THKU教育学专业的刘教授、TJU的人类学高村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把科研看作全球化时代大学使命的 要务。这种观点得到了三所大学几乎所有被访谈者的呼应和证实。这一共识反映了大学对科研成果GDP的期待，并导致大学科研化现象。
虽然本研究的参与者都观察到科研GDP在各自大学中的重要性，但中国内地、日本、中国香港的*策环境各不相同。例如，TCU的被访谈者认为，科研不仅是院校的使命，还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日本的情形也类似，比如TJU的参与者甚至认为，科研可以保持及提高大学水平并在国内和国际上具备竞争力。石川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31]中国和日本的案例都展示了一种无论对国内还是对国际的科研GDP的竞争心态。此外，TJU强调科研与教学和社会服务一样重要，甚至地位更高。
香港的案例表明，科研成果可以提高大学的全球地位并为香港特别行*区的经济竞争力服务。这在白杰瑞(Postiglione)和容和(Jung)发表于年的研究发现中得到证实。[32]特别是THKU的访谈者认为，THKU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其目标是进一步提高研究的世界 地位，帮助香港转型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高等教育国际枢纽。访谈中，刘教授认为，当把大学的三个核心功能进行比较时，THKU特别强调科研相对于教学和社会服务的优先地位，教学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也很重要，但是毫无疑问，研究优先于教学。刘教授观察到，THKU在制度上对科研人员的年度评估中近乎平均地分配了三个维度。但是在实践中，研究通常是衡量每位科研人员表现的首要标准，尤其对年轻学者而言，更倾向于致力于研究而不是教学和社会服务。
六、为评估而科研?
科研GDP的首要性以及对科研成果常规性、制度化的评估给大学带来了多重压力。通过三所案例大学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些影响在不同系统里的诸多异同。图1和表2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所案例大学的教育*策学系和人类学系在科研成果的产出方面具有共同特点。20年间中国内地案例大学的人均科研GDP最多，人均发表2.3篇期刊论文；日本紧随其后，人均2.2篇；香港只有1.5篇。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论，这一发现从一个侧面证实中国大学受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的人均压力 。
图1-年三所案例大学人均发表期刊论文的数据趋势
加入时间维度之后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香港的大学是三所案例大学中人均科研GDP增速最快的大学，人均发表期刊论文的数量从0.8篇增加到1.5篇，20年间增速达到％。由此可见，香港的大学受到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的影响最为急迫，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内地和日本。
究其原因可能与科研评估的常规化机制有关。如香港特区*府大学资助委员会几年一度的科研评估(RAE)，中国教育部常规的本科教学评估和一级学科评估以及日本大学改革、支援和学位授予局(NIAD-QE)六年一度的院校评价等。大学受到的 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科研产出的评估结果与大学的年度公共预算相挂钩。
质性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了定量数据的分析结果。三校的 教授并没有感受到明显存在的科研压力，而是更多地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对知识本身的探索。作为本领域的 教授，TCU的王教授提到，他长期不间断地致力于学术研究，退休之后仍然积极主持科研项目。另外一位人类学领域的 教授晁先生大约50多岁，认为他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他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不是TCU的科研评估压力：
在TCU，早些时候没有年度晋升考核或者任期科研评估。那个时候除了少数特别 同事发表一些(文章)，不是所有的人都发表。我们看重的是学术兴趣和对研究的热爱，而不是科研产出，更别提量化指标了。作为 教授，对于目前严格的评估，我根本不用担心。如果我的大学考评我不合格——这基本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很容易地换到其他大学去工作。
晁教授对于他研究方面的卓越声誉非常自信。他解释道，如果他的大学要求他去遵循什么科研量化指标，他可以很自由地流动到别的大学工作。THKU的刘教授和JTU的高村教授都是在各种科研活动中非常活跃的 教授。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年轻教授也在有意或无意地发扬这种坚持对科研的兴趣和以科研本身为动机的传统。
面对大学越来越高的期望和严格的科研评估，不少年轻的科研人员做好了准备，但也并非每个人都具备乐观的心态和高昂的斗志。TCU的教育学助理教授张博士在该大学工作已经有四个年头了。他非常真实地感受到TCU的科研评估机制带给自己的压力，觉得必须尽 努力使自己成果更丰富、更具有竞争力，这样才能确保在次年终身教职的申请中获得通过。
另一个的例子来自日本的案例大学。山口博士是年轻的人类学助理教授，对大学的科研评估体制带来的压力，她感到非常焦虑，几乎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由于一直忙碌于科研，她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以致30多岁还单身。在访谈过程中，她也几乎无法面带微笑。她这样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活：
我必须专注于科研，以便在未来几年可以发表更多的文章，否则我将会失去我在这所大学的职位……工作竞争非常激烈，学校对每个人的期望都非常高。如果我落后了，我肯定会丢掉工作……因此我的个人生活只能简化为这样：每天早晨6点半从租住的公寓到办公室，晚上很晚才回去，有时候甚至到半夜。我很幸运我从家到上班的地方不是很远，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路程。
山口在TJU感受到的压力也同样发生在她周围其他年轻人身上，如教育领域的坂田教授。在正式开始访谈之前，坂田教授给研究者看了他用日语和英语发表的若干学术著作和论文——这是他在过去的20年里获得的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他明确表示科研评估体制对于大学的地位来说非常重要，他完全支持TJU的竞争机制，并投身其中。
七、为SSCI期刊的英语论文评估而研究?
大学对科研GDP的过高期待并非大学教师受到的 压力。学术成果在什么样的期刊(国内还是国际)上发表也是大学急功近利的诉求。通过研究这两类期刊论文在时间上的变化可以加深对这一现象的理解。这种变化也反映了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国际性问题——它们是如何使用衡量科研成果的国际竞争指标以应对全球排名的。
如图2和表3所示，在三所案例大学里，期刊论文的国际性语言发表和本土语言发表之间的总体比率从年的0.17跃升到年的0.33，总增长率是92.6％。这一发现表明，东亚研究型大学科研成果的发表已迅速向以英语为主的国际期刊转移。
图2-年三校国际语言和母语期刊论文比的数据趋势
香港的案例大学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香港的大学受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的压力最为紧迫，英、中文发表的科研成果之间的比率从年的1.25跃升至年的4.25，增幅达3.40倍，平均增长率达到2.40。同时，总体上国际性语言和本土语言之间比率 ，达到1.49，远超中、日的0.06和0.04。就科研成果的发表而言，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程度 。这一发现也间接证实香港高校科研人员具有相对高的国际化水平，但其本土化水平 。
日本和中国类似，前者受制于刚刚撤并的日本国家学位和大学评估局，后者受制于本科教学评估以及学科评估，发表的英语论文和本土语言论文之间的比例仅略有增加甚至没有变化。这说明与香港相比，日本和中国内地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较小。中国内地似乎受评估体制影响最小，日本则在其次。总体来说，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程度 。从总体发表率和历时的英语成果和本土成果之间的增长比例两个指标来看，香港的大学在三所 案例大学中 。
与量化数据相一致，质性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前述发现。TCU的科研评估体制直接采用SCI、EI、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作为教研人员晋升和奖励的核心指标。具体来说，科研成果的评估方法由如下公式决定：(a)论文的数量和/或(b)SCI，EI或SSCI期刊论文的数量。这些指标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以及不同级别的教授职位之间不同。例如，自然科学领域要获得正教授职位需要(a)10篇论文和(b)SCI，EI或SSCI期刊论文7篇；或者(a)8篇论文和(b)5篇SCI，EI或SSCI期刊论文，再加一部高质量专著。同一领域的副教授需要(a)6篇论文和(b)SCI，EI或SSCI期刊论文3篇；或者(a)4篇论文和(b)2篇SCI、EI、SSCI期刊论文，再加一部高质量专著。英语期刊论文的权重更高。这些措施被中国学术界称为学术的“评估主义”。
此外，中国内地的大学在不同排行系统中的全球排名位置被明确地用在招生宣传活动中。例如，把基本科学指标和QS排行榜用作招生宣传策略。全国性的排行榜，如大学排行榜、教研人员质量、研究生质量、媒体影响等排行榜，都在招生的商业化竞争中被突出和渲染。
把全球排行榜视为国际化和科研产出标准化路径的科研人员普遍支持科研评估体系对SCI、EI、SSCI期刊论文的重视，但是 与年轻教授受到的影响却大不相同。从研究主题和语言偏好来看，他们一直以来都强调主题的本土关联性，虽然他们也是开放和包容的，但是他们都更倾向于重视研究成果的本土影响而不是国际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很有趣，TCU倡导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但是其教研人员并不完全认同，助理教授张博士认为：
总体来说，我的同事没有太多的英文科研成果，这方面也没有很明显的变化。原因之一是英文的科研成果在国内的读者更少，因此影响比较小。对于大多数同事来说，发表英文科研成果不是 ，但是仍然会有那么两三个同事积极发表英文的科研成果，这样有利于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全球的影响。
THKU更与科研评审体制保持一致，这个机制并没有明确采用SCI、EI、SSCI期刊作为教研人员晋升、职位巩固和奖励的指标。但是THKU对于英文科研成果的重视渗透在内部和外部的评估机制中，且期望值更高。对学者来说，这两个评估机制都至关重要，通常没有人会忽视这些潜在的规定。从这个角度看，香港比中国内地更为激进。
基于在THKU的访谈， 教授倾向于认同各种评审对国际标准的提升，年轻教授则选择服从这一规则。同样， 教授几乎不受评估体制的影响，年轻教授则不同。此外， 教授和年轻教授都强调研究成果的本土相关性。香港有用英语发表的学术传统， 教授和年轻教授都对本土影响和国际影响同等重视，年轻教授更倾向于在SCI、EI或者SSCI上发表文章。一位年轻教授这样描述科研评估的压力：
香港教授的工资待遇是全球 的。大学必须通过教授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卓越表现来接受*府和公众的问责，这给我们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一种奇怪的、绩效代表一切的心态如同幽灵一样蔓延在大学里。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科研产出达不到大学的期望，那么大学就可以轻易找到别人取代我的位置……这让我觉得大学并不珍视我。
与THKU和TCU相比，TJU似乎较少受全球科研评估运动的影响，但仍然受到文部科学省下辖的前日本国家学位和大学评估局所带来的“审计文化”的影响。为了达到由前日本国家学位和大学评估局负责的每6年审查一次的中期目标，TJU鼓励教研人员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科研成果，并作为他们职业发展和工作职位的文献计量指标。虽然TJU在制度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将SCI、EI、SSCI期刊文章用到科研评估中，但是有不成文标准，即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在职务晋升时会更受重视。有时候这些偏好用在年轻学者身上是十分明确的，例如要求科学或者工程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发表国际同行评议期刊甚至SCI期刊论文。
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同行的看法类似，TJU的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增加科研评估的国际标准是有益的，对提高TJU的国际地位也是必需的。山口教授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更好地提高日本大学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但是，她也担心这种全球指标是否能够被“恰当地使用”。她期待在国际期刊上能够发表“体面的成果”，以达到未来几年晋升的评估要求：
我很清楚对我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尤其对女性来说。在SSCI这样的期刊上发表一些体面的文章是好事，但非常难。英语不是我的母语，用英语写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毫无疑问，发表英语文章会使我在学校里有更强的竞争力和职业安全感。所以我必须尽 努力去克服这一困难。当然我不是 担忧这个问题的人。
八、*策启示
在全球化时代，大学正经历着系统的重构以应对不断涌现的新挑战，而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只是其中之一。传统意义上大学的三大核心使命已经被经费、管理、教师和学生、社会文化环境等重新塑造。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全球大学排名和科研评估已经压倒了这些传统因素，成为无所不在、无比强大的专*式力量，系统而全面地控制了高等教育的改革路向和方式。尤其在新的科研评估体制下，发表期刊论文成为科研GDP的主要指标，大学和科研人员的压力呈几何级增加。[33]
本研究发现，科研是这三所案例大学的核心使命，所有的学者都认同这一使命对大学和科研人员个体而言的根本意义。虽然传统上科研只是大学三大主要功能之一，但与之前相比，它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与教学和社会服务相比，科研被普遍视为 要务。然而，危险在于，几乎所有的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体制都粗暴无情地采用单一的、必须量化的指标来评估“不可量化的、有价值的东西”。尽管“不是所有可以计算的都重要，也不是所有重要的都能被计算”[34]，“出版或出局”事实上成为大学科研人员学术生活的真实写照。
东亚三个案例的研究结果表明，用于教师晋升、职位和奖励的常规性评估机制重构了科研在大学中的地位和角色。这些机制创造了中国内地的“评估主义”、中国香港的“绩效代表一切的心态”、日本的“审计文化”和中国台湾的“SSCI综合征”。当学术成果被评估的时候，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院校层面都把它们的国际影响转化为必要的计量指标。在大多数情形下，更多被认可的是英语语种的论文，因为英语是全球“帝国主义的喉舌”[35]，主导了SCI、EI、SSCI期刊——这些期刊历来由西方的出版社和索引机构把持。
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体系已经强势地使东亚地区的大学以及其他后殖民背景下的大学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大学苦苦地挣扎在平衡其应对全球竞争的各种使命中——既要应对全球竞争，又要满足本土需求。就像日本年轻的女性学者所经历的那样，大学校园里的学术生活比以前艰苦得多。更糟糕的是，学者必须艰难选择在哪里发表他们的科研成果，正如哈纳菲在分析阿拉伯世界的大学所指出的那样：“要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而失去对本土的影响，要么在本土期刊上发表而失去对国际的影响”[36]。
为了扭转全球大学排名操纵评估重点、扭曲评估方法和缺乏伦理判断等一系列的简单化倾向，科研评估应该帮助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健康、有意义地集中精力致力于它们的真正使命。与此同时，对本土知识的探索批判性的反思和*策行动已经迫在眉睫。这对东亚国家以及其他后殖民语境下的高等教育系统来说尤其如此。最近，中国实施了《统筹推进世界 大学和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新的改革方案，正在力除时弊，建立中国的大学评估体系。但是，仅此可能还远远不够。对于具有强烈赶超心态的中国大学而言，有必要制定国家*策，统一禁止各公立大学为私营性的、尤其是境外的排名机构提供非公开性的院校数据，并禁止各大学主动参与各类大学排名，从根本上铲除它们赖以生存的市场和机制，杜绝这类畸形的、“大跃进”式的、非理性的竞赛运动，为高校的可持续性发展制定导向明确的*策。
九、结论
由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全球化铺平了道路，高等教育的全球格局已经或多或少由以英、美系统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主导，Neave和Li两位学者对这种英美模式进行了总结性的概括[37-38]。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这一模式无所不在的一个体现是英语被理所当然地当作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拥有控制性的霸权地位。这从本研究的中国内地、香港和日本的实证案例中可见一斑。全球大学排名和科研评估证明：在全球化的新阶段，这种后殖民心态在持续升级这一英美主导的单一模式。这种全球现象造成的两难困境使许多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苦苦挣扎于一种平衡游戏之中——既要应对全球竞争，又要满足本土需要。东亚地区的大学也因此遭受改革和重建的巨大压力。这在其他研究者的发现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39-42]
中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机构，有着独特的制度化传统。[43-45]例如，公元前年建立并制度化的太学，是世界上制度化最早最完整的高等教育机构，比西方的模式早了一千多年。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学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所谓的中国大学3.0模式，中国的大学从这一传统的教育遗产中得以复兴。[46]中国大学所应该秉承的，是这一伟大遗产的四大核心价值：院校自主、思想自由、知行合一以及和而不同[47-48]，而不是舍身挤入丧失宗旨、粗暴量化、缺乏个性的全球排名。中国大学3.0模式对于如何平衡大学的全球、区域和本土使命是非常有意义的。[49]
在以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为契机来提升院校质量和地位的同时，不少东亚的大学在完成教学和社会服务的使命方面大幅削弱了，尽管后两者与科研同等重要。不过，最近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 大学和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新举措，证明中国正向正确的方向做努力。由此看来，我们仍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教学和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在崛起的东亚大学包括中国的大学会重新得到重视和复兴，大学的真正使命获得全面、均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本研究得到美国宾州州立大学DavidPost教授、日本大阪大学石川真由美教授、北京大学蒋凯和沈文钦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田小红博士等人的大力合作。限于香港大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要求，恕未能列出本项目数据采集所涉及的参与大学及访谈参与个人的真实名称。本文英文版以“TheGlobalRankingRegimeandtheReconfigurationofHigherEducation:ComparativeCaseStudieson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sinChina,HongKongandJapan”为题，原刊载于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的《高等教育*策》(HigherEducationPolicy)年第4期，部分中文内容由《光明日报》发表在年8月23日第13页，并转载于《新华文摘》年第21期第-页。现经斯普林格出版社和光明日报社的授权，由田小红和张升芸翻译，中文改写版在此得以全文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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